劉伯堅在紅五軍團

■蕭勁光

1931年12月14日，國民革命軍第26路軍參謀長、中共黨員趙博生和第73旅旅長董振堂，與第74旅旅長季振同、第1團團長黃中岳等經(jīng)過共商，率全軍1.7萬余人舉行了起義，即寧都起義。蘇區(qū)人民熱烈歡迎起義部隊，王稼祥、劉伯堅、左權等同志親自前往固厚迎接，安置部隊，當即宣布軍委命令，授予起義部隊中國工農(nóng)紅軍第五軍團的番號。當日，由劉伯堅起草了《寧都暴動宣言》，經(jīng)中革軍委正式向全國廣播，紅五軍團就這樣誕生了。

1.7萬余人、2萬余支槍，這支部隊如果改造得好，將是保衛(wèi)根據(jù)地的一支紅色勁旅；如果改造得不好，也會給蘇區(qū)帶來很大麻煩。為了做好統(tǒng)戰(zhàn)工作，教育改造好這支部隊，軍委選派一些有部隊工作經(jīng)驗，特別是有改造舊軍隊工作經(jīng)驗和出國留過學的同志去擔任各級政治委員。1931年12月18日，軍委任命我為軍團政治委員，劉伯堅為軍團政治部主任。

我與劉伯堅可以說是老同學了。他在寧都起義和改造起義部隊中有不可磨滅的功勛。伯堅同志1920年赴法國勤工儉學，與周恩來、趙世炎等同志發(fā)起組織“中國少年共產(chǎn)黨”，1922年轉(zhuǎn)為中國共產(chǎn)黨黨員。1923年底，他轉(zhuǎn)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，那時正好我也在“東大”。

大革命時期，伯堅同志受黨的委派，在馮玉祥的西北軍中任政治部副部長，主持西北軍的政治工作。他致力于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工作，傳播馬列主義，灌輸革命思想，培養(yǎng)黨的干部。他才華出眾，又很謙虛謹慎，不僅深得馮玉祥的信任器重，也得到一些西北軍高級將領的敬慕和下級軍官、士兵的愛戴，在西北軍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種，威信很高，影響很大。大革命失敗后，伯堅同志去蘇聯(lián)，我與他再次成為同學，一起在列寧格勒軍政大學學習軍事。

1930年，我們先后回國。我到中央蘇區(qū)以后，與他重逢。第26路軍的起義，與伯堅同志的影響是分不開的。季振同就曾對我說：“我參加紅軍，第一是相信毛主席，第二是相信劉伯堅?！?/p>

我與劉伯堅同志和派往紅五軍團工作的同志走馬上任，主要任務就是教育改造這支起義部隊。在我們共事一年多的時間里，我深感伯堅同志是一個非常好的同志。

他黨性很強，思想理論水平和文化水平都很高，有非凡的組織才能。他還會作詩，文章寫得漂亮，是一個書法家。他為新生的紅五軍團起草了許多公開發(fā)表的宣言、文告，很有宣傳鼓動性。他才高而不驕矜，尊重領導，禮賢下士，善于團結(jié)同志。起義之初，一些軍官的思想不穩(wěn)定，伯堅同志苦口婆心地和他們談話，哪里出了問題，他就到哪里去做工作。在教育改造部隊面臨抵制和出現(xiàn)問題時，他又深入部隊，與各級政治委員一起，找各級軍官談心，做穩(wěn)定部隊的工作。

伯堅同志非常重視部隊的宣傳工作和文化娛樂工作，在紅五軍團創(chuàng)辦了《猛進報》和猛進劇團，舉辦文娛訓練班；在部隊建立軍人俱樂部，活躍部隊生活。在行軍打仗期間，伯堅同志率領政治部鼓動部隊士氣，宣傳組織群眾。雖然戰(zhàn)爭那樣殘酷，但紅五軍團始終保持了旺盛的戰(zhàn)斗精神，充滿了勃勃的生機。這些都是與伯堅同志的艱苦工作分不開的。

后來，我離開了紅五軍團，聽說伯堅同志受到王明“左”傾冒險主義的排斥和打擊，沒能隨紅五軍團長征。他留在贛南堅持艱苦的游擊戰(zhàn)爭，后來不幸被捕。伯堅同志大義凜然，威武不屈，英勇犧牲。大型舞蹈史詩《東方紅》中有一個《戴鐐行》的悲壯歌舞，就是根據(jù)劉伯堅與夏明翰在獄中的表現(xiàn)和他們的詩文改編的。

（作者曾任紅五軍團政治委員，文章摘編自《來時的路：親歷者講述紅色故事》“古田會議”卷，有刪節(jié)，原標題為《紅五軍團的誕生》，現(xiàn)標題為編者所擬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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