▲《二十世紀中國史綱》（增訂版）：金沖及著；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(lián)書店出版。

《二十世紀中國史綱》——

一部二十世紀中國史，也是一部民族奮斗史

■金以林

家父金沖及先生是在2005年他75歲離休后開始動筆寫作《二十世紀中國史綱》的。

從他的個人經歷看，還真是一名非常適合這一題目的作者。他是新中國培養(yǎng)的第一代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者。上世紀50年代初，他從復旦大學歷史系畢業(yè)留校，就開始講授近代史，長達12年之久。其間，他和老友胡繩武教授合寫了《論清末的立憲運動》，還合作研究辛亥革命。四卷本《辛亥革命史稿》在1991年辛亥革命爆發(fā)80周年之際出版完成。

80年代初，他調至中央文獻研究室，負責編寫《周恩來傳》。其間，他系統(tǒng)查閱了中央檔案館保存的大量原始檔案，陸續(xù)主編出版了《毛澤東傳》《周恩來傳》《劉少奇?zhèn)鳌贰吨斓聜鳌贰蛾愒苽鳌返纫慌鷤饔洝Ｗ?0年代起，他又多次參與機要事務，承擔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，成為改革開放的重要見證者。他的研究方向從晚清史、民國史一步步擴展到共和國史、改革開放史。

家父在20世紀生活了整整70年，既是歷史的研究者，也是歷史的見證人。時常有朋友同他談起一個話題，“當代人適合研究當代史嗎？”他承認這種疑慮有一定的道理：某些重大歷史事件的決策和影響，時間相隔久些，對其演變會看得更清楚；方方面面的重要史料，不是當事人都能掌握的，要有時間的積累，不斷地去發(fā)掘；隨著時間和環(huán)境的變化，人們的認識也會不斷深入和更新；而且，當代人寫當代史難免會遇到一些禁忌。這些都是事實，他用一句話總結：當代人寫當代史，總有他的時代局限性。但他又會反問一句，難道后人就沒有局限性嗎？他們也有他們的難處。

一是，歷史的演變過程，包括當時的時代氛圍、習尚風俗、社會不同人群的心理變化、情感認知，未必都有檔案資料如實記載。往往越是普遍存在而又習以為常的事情，越少有人專門記錄。即使有詳細的時人記載，或因記錄者有意的曲筆，也不易為后人準確判斷；二是，后人因生活環(huán)境相比歷史現(xiàn)場有巨大變化，時常會用后見之明去理解判斷前人的行為，這就容易產生誤差。因此，后人研究前史，盡管少了束縛和忌諱，但又會帶來另一個問題：容易有太多的主觀臆斷。這或許也是另一種“時代局限性”吧。

他總是不斷地自我提醒：把親身經歷過的時代、親眼看到或直接聽到的歷史，經過認真理性的研究后寫出來，實在是一種不可推脫的歷史責任。世上沒有什么“千古定論”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進步。

于是，他憑借一己之力，博采眾論，寫出了《二十世紀中國史綱》，用豐富的史實勾勒出20世紀中國歷史的輪廓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，他采用“世紀史觀”取代傳統(tǒng)的“朝代史觀”。20世紀中國歷經多次政權、政體更替，以往史家多以“朝代史”為視角，將百年歷史裁為數段；而在“世紀史”的視野下，晚清、民國、新中國既呈現(xiàn)各自不同的階段性，又具有內在的歷史延續(xù)性。他在書中提出20世紀的百年中國有“三次歷史性巨變”：一次是辛亥革命，結束了兩千年封建君主專制；一次是新中國的成立，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；一次是改革開放，為實現(xiàn)現(xiàn)代化而奮斗。寫作中，他內心始終想著讀者，不僅要清晰地描繪出歷史進程，更要努力分析，使讀者洞悉中華民族百年歷程中哪一步走對了，哪一步走錯了，并回答這中間的經驗何在？教訓何在？他在最后一章中總結道：“在不斷探索中前進，是中華民族在二十世紀艱苦跋涉中的重要特點，也是正確理解這段歷史中許多重大問題的關鍵。中國人民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經歷過不斷的探索，在社會主義建設以至改革開放中同樣經歷過不斷的探索。離開‘探索’這個重要特點，許多事情便很難正確理解。”

家父常對我說：看看1900年的中國，首都北京被八國聯(lián)軍分為8個占領區(qū)，每區(qū)豎起一面侵略者的國旗，這是何等的屈辱！他從小生活在上海的租界，既受過洋人的欺負，也面對過日本侵略者的殘酷統(tǒng)治?！爸袊嗣裾酒饋砹恕?，只有親身經歷過近代屈辱歷史的中國人，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那一刻翻身做主的自豪感，真正理解何為“換了人間”！所以他在動筆寫作時，就在“前言”中開宗明義地寫道：“一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中，始終貫穿的鮮明主題是：為實現(xiàn)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?！薄懊褡鍙团d史觀”，可以說是貫穿全書的靈魂。

他寫這部書，就是想告訴后人“中國人在這一百年內到底是怎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。”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，他在年近80高齡之際完成了百萬多字的《二十世紀中國史綱》；10年后他又接受邀請，擔任《復興文庫》的總主編。這或許就是新中國培養(yǎng)的第一代史學工作者的使命和責任吧。當然全書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處，隨著時間的延續(xù)，人們會從更多新的視角，作出新的解釋。這同樣是我們后繼者的使命和不可推卸的責任。

（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