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5年10月，“萬水千山只等閑”的中央紅軍在“屈指行程二萬”之后抵達陜北，率先為這部氣吞山河的壯麗史詩劃下了一個休止符。

毛澤東曾說：陜北是落腳點，也是出發(fā)點。落腳陜北使中國革命重新建起了大本營，隨即吹響了全民族抗戰(zhàn)的嘹亮號角。然而，到陜北落腳并非中共中央和紅軍最初的打算，而是在極端險惡的轉移過程中為了擺脫敵人和保存自己，根據敵我情況變化不斷調整原定計劃的結果。整個長征途中，中共中央對落腳點的選擇先后發(fā)生了七次變化。

1黎平會議川黔邊根據地

湘江一戰(zhàn)，紅軍由8萬多人銳減到3萬余人。更為嚴重的是，蔣介石已經判明了紅軍的戰(zhàn)略意圖，調來五六倍于紅軍的兵力，在湖南武岡、城步、綏寧、靖縣等前往湘西的路上布下了一個“口袋陣”，等著紅軍往里鉆。危急關頭，毛澤東提出放棄移師湘西的計劃，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，到川黔邊建立根據地，但博古、李德不予采納，依然把希望寄托在與紅二、六軍團會合上。

1934年12月11日，紅軍到達湖南西陲的通道縣。12日中午，中共中央在此召開了軍事緊急會議，討論紅軍行動方向問題。毛澤東從敵軍重兵阻攔這一情況出發(fā)，力主西進貴州，王稼祥、張聞天和周恩來等多數人贊同毛澤東的主張。晚上19點半，中革軍委下達了“萬分火急”電，命令部隊繼續(xù)西進，但同時依然沒有放棄北上計劃。

15日，紅軍穿越湘南進入貴州，先頭部隊占領了黔東邊城黎平。中央政治局遂于18日在黎平召開會議，繼續(xù)討論紅軍行動方針的問題。經過激烈爭論，主持會議的周恩來最后采納了毛澤東的意見。會議通過的《中央政治局關于戰(zhàn)略方針之決定》指出：“過去在湘西創(chuàng)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，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，并且是不適宜的”。隨后，中共中央又在貴州甕安縣猴場（今草塘）召開了政治局會議，重申黎平會議的決議，最終確定在川黔邊地區(qū)建立根據地作為紅軍新的落腳點。

2遵義會議川西或川西北根據地

黎平會議后，紅軍進行了縮編，部隊輕裝前進。本著避強打弱不避戰(zhàn)的方針，紅軍一路勢如破竹，連克數縣，搶渡烏江，輕取遵義。

遵義會議前后，由薛岳率領的周渾元、吳奇?zhèn)蓚€國民黨“中央軍”縱隊，還有川、黔、滇等地方軍閥的部隊共150多個團，對紅軍所在的川黔邊地區(qū)形成了新的包圍圈。形勢再度危急，要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根據地已經不大可能。在此情況下，劉伯承、聶榮臻等川籍將領在會上提議“打過長江去，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據地”。

他們的理由有四：一是有紅四方面軍的川北根據地可以接應；二是四川是西南首富，人煙稠密，經濟條件遠比黔北好，便于立足就食；三是川北背靠西康，后面沒有敵情；四是四川對外交通不便，當地軍閥又排外，蔣介石想往四川調兵不易。會議經過討論采納了這個建議，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(chuàng)立蘇區(qū)根據地的決議，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(qū)根據地。